焦點事件記者侯百千報導
《勞動事件法》在程序上最核心的改變，就是加入了在訴訟前，由承審法官參與的「司法調解」程序，在未來的裁判者權威意見的引導下，限時限次（3個月內以3次期日內終結）地希望增加調解的達成率，就減少進入訴訟程序的案件數量來說，或許會有立竿見影的功效，但對於案件的「妥適」與否，或者進一步說，能否脫離民事法的窠臼、落實勞動法的保障，可說是大好大壞。
「快」而「妥」自然是「大好」，但「快」，卻也很可能放大「不妥」的成份，為了求「快」、將案件擋在訴訟前，承審法官同時扮演「協調者」與「裁判者」這兩個互有扞格的角色，又要兼顧「業務壓力」，如何顧及《勞動事件法》中，處處要求他主動「闡明」維護權利的方法、「依職權調查」證據…等任務，可以說完全繫於「人」，對於預計1年後上路的《勞動事件法》，司法院要如何面對「人」的問題？
司法院民事廳廳長李國增說，目前預計未來一年，前半年修訂相關子法，後半年與各地方法院做各種行政上的調整，包括「勞動法官」遴選，增聘調解委員等，李國增說，日本的《勞動審判法》是通過之後兩年才正式上路，而這次台灣修法通過，由於瞭解民間盡速修法的渴望，所以將一年後正式上路為目標，但無法保證百分之百。
法院是否有足夠的能量支撐？又該如何培養大量具有勞動意識的法官？
關於《勞動事件法》
根據司法院統計，2016年勞工訴訟案件進入高等法院約800件、地方法院約3,500件，一年大約有4,000件左右的勞資爭議案；李國增舉例，過去法院中若有50個法官，其中30個都會受理勞工的案件，一年法院若收到200個勞工訴訟案，基於法官各類別分案的公平，平均一個法官一年僅會審理7個勞工案件，在這樣的情況法官沒有辦法去累積其專業素養，換言之，一個法官要處理案子種類越多，就越不專業。
李國增說，未來的「勞動法庭」將遴選具有專業勞動法素養，或是有其熱枕的法官作為「勞動法官」，譬如說由5個法官來辦所有的勞資爭議案，這樣一年每位法官就能經手40件個案，也能迅速累積經驗；他坦言，而勞動法官的研習需要時間過度，不可能都是變了專家才去，只能邊做邊學，大量案件累積幾年後，自然就會變成「具有勞動素養」的法官。
至於人力問題，由於是透過調整法官案件類別來達成需求，李國增認為，暫時不會有人力短缺的問題，但近年來無論何種類別的案件都有上升趨勢，不排除未來案件量會增加，仍需要與行政院討論增加司法院員額。
至於未來的「司法調解機制」，李國增認為，法院的調解，接近「訴訟準備庭」，不能完全取代原先地方政府勞政單位與勞動部的「行政調解機制」，否則屆時若全部的勞資爭議案都湧入法院，當然就會無法負荷；李國增說，從國外的案例看來，也並非是將所有紛爭都交由法院解決，司法應該是不得不的最後手段。此外，李國增認為，鄉、鎮、市、區公所數量眾多，成本也較低，金額較小的勞資爭議也可以優先利用。
而目前《勞動事件法》中，對於法官之外，參與調解的另兩位「調解人」，並沒有類似《勞資爭議處理法》中，由勞、資推派，而是由法院遴選，不過李國增說，未來調解委員會將由法官，與一個「懂資方」（權益）的委員，再加上一個「懂勞方」（權益）的委員組成；這些委員，可能從現有法院本身調解委員中產生，再加上勞動部推薦的人馬，再來看人數是否足夠，也將在推動的下半年對調解委員進行訓練，會比過去更為嚴謹。
至於如台灣勞工陣線等勞團希望未來不僅是「勞動法庭」，而應該朝向的三審三級制「勞工法院」發展，李國增說，目前勞資爭議案件不足，若設置勞工法院有幾個問題，首先是司法院員額數不足，若於各縣市設置恐怕不符合比例原則，如果只設置北中南各一個，則它的地理位置可能會造成勞工不便，如此下來未必對勞工有利；不過，李國增說，這次《勞動事件法》訂定時有通過一個附帶決議，在實施三年之後將重新檢討，屆時若有一定的案件數量，員額又充足的話，也不排除這個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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