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兵司令部、刑事局、海巡署等單位因辦案需要，得經地檢署向法院申請監聽，但監察院調查發現，有超過四分之一的監聽案，執行單位在結案後，未依法告知被監聽人。監委余騰芳、葉耀鵬認為，執行監聽後告知當事人曾遭監聽，有避免浮濫監聽及維護人權的重要意義，各地檢署未嚴格執行，顯有疏失，昨天提案糾正法務部。

 

    　法務部政次陳守煌表示，將要求各地檢署確實檢討改進，並依規定考核。陳守煌表示，通訊自由是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監聽作業結束未通知當事人，嚴重影響人權，法務部及檢察機關會確實檢討改進。

 

    　根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執行監聽單位在結案後，必須通知被監聽人，以維護憲法保障的祕密通訊自由；被監聽人如自認監聽行為侵害人權，也可提起行政救濟。但余騰芳指出，去年監院啟動調查時，九十六年起，全國超過三千件的監聽案中，有二六％事後未依規定通知被監聽人，嚴重侵害人權；事後才在監院要求下進行補通知。

 

    　余騰芳表示，這些未依規定進行通知的單位包括海巡署、刑事警察局、移民署、調查局及憲兵司令部，監院雖同意這些單位補通知，但也要求各單位內部必須自行議處失職人員，最後共有一九三人因此被記過或申誡。監院糾正法務部則是因為地檢署執行監聽業務，卻未在監聽結束後陳報法院通知受監聽人；法務部負責監督檢察機關，需負連帶責任。

 

    　葉耀鵬則認為，政府應該盡可能將監聽範圍縮到最小；在監聽後強制通知被監聽人，則有讓執行單位不敢浮濫監聽的功能，至於本屆總統大選，有政黨質疑行政單位有違法監聽行為，但余騰芳表示，調查結果並未發現政府有違法通訊監察情形。

 

    　事實上，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很難預期從事貪瀆、白領犯罪的當事人會在電話中聯繫、商議犯罪事宜，再加上目前手機使用的便利性、通話費率便宜等因素，一個人擁有數支手機極為普遍，所以靠監聽偵辦貪瀆案、白領犯罪有其困難度，因此才會出現如監委質疑監聽後起訴率不高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