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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當多的犯罪嫌疑人在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或提起公訴以後,往往推翻其在偵查訊問階段所作的有罪供述,並且把翻供的原因歸咎於偵查階段偵查人員對他們的違法訊問上。
對偵查人員訊問犯罪嫌疑人的全過程律師在場、錄音、錄影,可以得到偵查人員的理解和支援,尤其在遏制屢禁不止的刑訊逼供、口供質量的滑坡以及保障當事人權利等方面的積極作用不可低估。
“我們已經完成了對偵查訊問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錄音、錄影、律師在場這三項制度在第三階段的試驗,形成了總結報告,準備向更大的範圍推廣。”
作爲“刑事審前程式改革示範(試驗)”專案的主持人,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中心主任樊崇義教授日前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採訪時透露,2002年7月,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中心啓動的刑事審前程式改革示範(試驗)專案獲得批准立項,8年來的試驗,已經爲國家修訂刑事訴訟法積聚了豐富而寶貴的實踐經驗。
第一階段試驗
首次訊問律師在場
2002年7月,“刑事審前程式改革示範(試驗)”專案被批准立項後,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中心課題組立即著手選擇試點單位,經與深圳市某公安局多次接洽協商後,一切似乎不成問題。但當課題組最後趕赴深圳準備敲定試點計劃時,曾經表示支援的公安局長突然變卦,致使6次帶隊前往深圳的樊崇義吃了“閉門羹”,最終被對方拒絕。
“碰壁了,沒辦法,課題組去了,人家不搞,我不能帶隊回北京吧。”回想當年那一刻的尷尬,樊崇義笑著說當時確實很意外,隨後他帶隊去了珠海。
2002年9月12日,時任廣東省珠海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楊金華熱情接待了樊崇義及4名刑訴法專業博士生,慨然允諾樊崇義把試驗專案放在該院。楊金華召集反貪局偵查人員由課題組進行培訓,制定試驗計劃。爲保證律師及時到場,恪守職責,珠海市律師協會選拔了70多名律師進行培訓,並制定了專門的工作細則,擬定了詳細的工作計劃。
起初,課題組在珠海市檢察院進行試驗時遭到強烈質疑,辦案檢察官們提出“律師在場錄音錄影,律師是什麽身份”等等問題。在珠海市檢察院院領導的支援下,課題組分爲三個組,完成了該院3起涉嫌貪污賄賂案件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律師在場的試驗。試驗者看到:
偵查人員依法訊問,文明辦案,沒有因律師在場參加訊問而影響正常訊問活動；犯罪嫌疑人依法進行辯解,沒有因律師在場而抗拒交代；律師在場既保障了犯罪嫌疑人在訊問中的合法權益和訴訟權利,也見證了訊問活動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試驗“升級”
訊問全程律師在場
“犯罪嫌疑人選擇律師到場後,我有所顧慮。”作爲改革試驗的另一家試點單位,北京市公安局海澱分局一名資深刑警在參與律師在場制度試驗之初,坦率承認心存疑慮:“偵查訊問時律師在場,給犯罪嫌疑人提供必要的幫助,會不會讓其對抗偵查人員的膽子更大,不老實交代?”
記者從課題組在海澱分局第一期試驗的總結材料中看到:2003年1月13日至8月20日,課題組在北京市公安局海澱分局進行了普通刑事案件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律師在場的試驗工作。在190餘天試驗期裏,課題組共對220件近300名犯罪嫌疑人進行了第一次訊問時律師在場的試驗,還對部分案件進行了現場錄音錄影。
經過這次試驗,北京市公安局海澱分局民警金志海發現,訊問時有律師在場或錄音、錄影,辦案民警不再一味地想盡各種辦法獲取口供,而是把更多精力放在收集其他證據方面。
據瞭解,試驗期間,海澱分局還辦理了“零口供”將犯罪嫌疑人定罪處理的案件。
據樊崇義回憶,經過190餘天的合作,課題組與海澱分局交換了意見,並達成一致認識——突破第一次訊問的限制,在偵查人員對犯罪嫌疑人的每次訊問中都安排律師在場,直至偵查終結。這一突破,意味著試驗推進到更深層次。
第二期試驗始於2004年5月24日,終結於9月28日,歷時4個月。在此期間,課題組共對21名犯罪嫌疑人從其被採取強制措施(一般刑事拘留)後第一次接受偵查人員訊問起,每次訊問都安排律師在場參加,先後共進行了47場訊問。
一名參與試驗的民警說,以往部分民警對口供過分依賴,不注意對偵查智慧的鑽研和投入,不文明訊問,甚至容易出現引供、誘供的現象。試驗期間,我們發現,以前“由供到證”的傳統偵查模式明顯落伍,已經到了該摒棄廢用的地步了。
課題組從海澱分局的試驗中得到了如下啓示:
對偵查人員訊問犯罪嫌疑人的全過程律師在場,是可以得到偵查人員的理解和支援的；對偵查活動的正常進行基本上沒有負面影響,反而會有積極的意義；大部分犯罪嫌疑人特別是那些涉嫌智慧性、經濟型犯罪的人都歡迎律師在場參加偵查人員對他們的訊問；律師在場在一定程式上延長了辦案進度,最後,訴訟成本有所增加；非常有價值的是,在遏制屢禁不止的刑訊逼供、口供質量的滑坡以及保障當事人權利等方面的積極作用不可低估……
第二階段試驗
錄音錄影遏制刑訊逼供
根據第一階段試驗的總結,偵查人員訊問犯罪嫌疑人的全過程律師在場,對遏制刑訊逼供有積極意義。而多年以來,課題組的專家持續關注著轟動全國的雲南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案、河北李久明案、河南胥敬祥案,這些重大冤假錯案莫不與刑訊逼供直接相關,正是由於訊問犯罪嫌疑人是在安全封閉狀態下進行的共同特點,既沒有律師到場介入,也沒有錄音、錄影記錄和再現,課題組注意到由此衍生出兩個突出現象:
一是有相當多的犯罪嫌疑人在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或提起公訴以後,往往推翻其在偵查訊問階段所作的有罪供述；一是提出翻供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上都把翻供的原因歸咎於偵查階段偵查人員對他們的違法訊問上。
爲此,在訊問過程律師在場試驗的基礎上,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中心於2005年再次立項,加入了訊問犯罪嫌疑人錄音、錄影(試驗)專案,把以往訊問犯罪嫌疑人僅有律師在場一種試驗擴展到全程律師在場、錄音、錄影三種試驗方式。
記者獲悉,課題組在第二階段的試驗從2005年4月中旬正式開始至同年11月底結束,北京市公安局海澱分局、河南省焦作市公安局解放分局、甘肅省白銀市公安局白銀分局被選爲試點單位。
“以前偵查人員在既是辦公室又是審訊室的封閉空間裏訊問犯罪嫌疑人,沒有外人干擾,訊問完全是在封閉狀態下進行。”甘肅省白銀市公安局白銀分局民警劉海平說,在試驗中,他所在單位參與試驗的辦案民警與過去有了明顯變化。面對鏡頭,以往不規範、不文明、問話隨便、行爲不得體的情形得到了極大的改觀。
課題組搜集了試驗過程中各方的反映,形成了第二階段總結專著《偵查訊問程式改革實證研究——偵查訊問中律師在場、錄音錄影制度試驗》,其中有這樣的表述:
“我們發現偵查人員在總體上對試驗持肯定態度,並對改革訊問方式有積極的認識。參加試驗的偵查人員表示,面對律師在場、錄音、錄影條件下的訊問,他們起初確實有些緊張,但是經過一段時間就逐漸適應,給他們帶來最大的轉變是,首先在訊問前要做好各項準備；其次在訊問中要擺事實、講道理,文明訊問；再次,促使他們在訊問技巧和訊問謀略上多動腦筋,多下功夫。”
“可以說,律師們對於改革現行訊問方式幾乎是百分之百贊成和支援,這與他們擔任的訴訟角色和承擔的社會責任是直接相關的。”
“犯罪嫌疑人反映,在試驗中,他們消除了怕挨打的恐慌感,能夠以正常心態面對和接受偵查人員的訊問。參加試驗的犯罪嫌疑人基本沒有翻供,對訊問的偵查人員和方式未提出異議。”
在這部長達486頁的專著中,記者看到諸多數位統計、圖表分析、分類調查。課題組在總結時提出了繼續試驗的重要性和積極意義所在:
它將極大地推動偵查訊問程式的改革,探索有效遏制刑訊逼供現象的途徑或措施,加強對犯罪嫌疑人在偵查訊問中合法權益的保障；它將極大地促進偵查人員訊問方式、思維方式的轉變,進而推動偵查模式的轉變,使刑事審前程式發生根本性的變革,特別是對逐步消除口供主義産生重要影響；它必將在整體上促進訴訟效率的提高和訴訟公正的實現。
試驗終極目標
力促“三項制度”寫入刑訴法
“我們在去年年底完成了第三階段的立項調研任務,最高興的是,不久前剛剛出臺的兩個《規定》納入了我們的調研成果。”樊崇義說,有關律師在場、錄音、錄影“三項制度”第三階段試驗的立項調研自2008年6月開始至2009年12月底結束,這一階段重點調研“三項制度”如何在全國推廣,實施細則如何制定,甚至細化到培訓教材、資金解決方案等情況的解決。
據瞭解,去年3月,樊崇義帶領12名博士研究生在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支援下,前往江蘇省無錫市、浙江省寧波市、武漢市漢陽區、廣州市海珠區、雲南省普洱市等5個檢察院,對實施“三項制度”進行實地調研考察。
今年1月19日,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中心致信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總局,遞交了《關於進一步推廣訊問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錄音錄影工作經驗的請求報告》。這份報告提出,“5家檢察院實行‘三項制度’的經驗材料已經形成,各院分別創建一些富有成效的作法,尤其是對試驗中遇到的新問題,比如全程同步錄音錄影的法律地位、證據效力、技術更新、配套設施、錄音錄影製品的保存與保管等等,對推動相關改革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我的想法是,明年刑訴法修改時將這三個制度寫進法典。”樊崇義對記者說,“加上前期準備的時間這個專案搞了9年,爲什麽還要堅持下去,因爲它將成爲推進國家辦案文明、司法進步的非常重要的制度和舉措,我對此充滿信心。”
【消息來源：中國網/作者杜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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